深藏大学校园，人堆里认不出：9位当代“扫地僧”的隐秘往事(1)
一、交不起学费，老师叫他回家“自习”
1975年初，邓小平开始代替重病的周恩来总理，主持国务院工作。这一年，在邓公曾被下放劳动三年多的江西，因电影《决裂》的上映而受到全国关注。这一年，江西赣南山区崇义县的一个小山村，一个贫寒之家迎来了长子张立勇的出世。
张立勇从小成绩优异，年年都是三好学生。但家境困难，父母又借钱盖了三间土坯房。父母起早贪黑地劳作，家里的生活开支、孩子们的学费和盖房子借的巨债，仍是难以支撑。有时候，穷得揭不开锅，父母只能去借米借面。到了后来，别人都不愿借了。新盖的房子，也没钱修补，下雨只好找瓶罐接漏水。
捱到1992年秋，张立勇高二开学刚一个月。张立勇的学费没交清，老师叫他回家“自习”。那个周末，他从60里外的县城高中步行回家，饿得踉踉跄跄。当晚，父亲带着张立勇到村里一户人家借学费，人家粗声大嗓地训斥他们：“穷得要死，还读什么书？”
他作出了辍学打工的决定。既为了家里还债，也给弟弟妹妹读书的机会。
离家时，母亲在洗得干干净净的帆布背包里，装上了十几本高中课本，说：“勇啊，爸爸妈妈对不起你，没让你上完高中念大学。”
张立勇安慰母亲说：“别难过，我只是暂时把上大学的梦往后推。”
他不怪父母。但是一年之后，他怪弟弟妹妹，因为他们也都辍学了。他质问他们为什么不读书，妹妹哭着说：“哥哥辍学打工，我们怎么能安心地读得下书？我们也要和你一样，赚钱还债。”
张立勇带着一些高中课本，来到广州，开始了打工生涯。
先落脚在一个竹艺厂，一天12个小时在流水线上。后来，他进入一家中外合资的玩具厂。
生产的玩具供外销，订单是英文，包装箱上是英文。看不懂这些英文，无从生产。张立勇就从随身带的帆布包里，掏出从江西带出来的高中英语课本，又买来一本英汉词典，对着订单、包装箱、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查出中文意思。
秋天，厂里来了一批外国客人，西装革履的翻译，娴熟地用英语和客人们交谈着，时不时欢声笑语。张立勇一句都没听懂，但非常羡慕那个翻译，但是现实……他不知道命运将要把自己带到那里。
就在江西张立勇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上下求索的时候，在北方的山西，一个比他更早辍学的小伙子，命运把他懵懵懂懂地带到了北京。
二、北大西门，当不懂外语的保安遇到“老外”
张俊成是山西长治人，比张立勇晚出生一年，也是出生在普通农家。张俊成出生在非凡的一年。那一年，唐山发生大地震，三位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。
江西张立勇还读完了高一，张俊成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开始在家务农。17岁那年，表哥帮他在长治市区一家汽修厂找到工作。张俊成当了8个月的冲压工，赶上北京一家保安公司来长治招人。他报名被录取了，坐上了去北京的大巴。
经过培训，张俊成被分到北京大学，还被分到了西门。西门是北大地标性建筑，被誉为“北大第一门”。张俊成工作认真，业务突出，两个月试用期之后，被提拔为西门班班长。
张俊成后来回忆说，“那个时候非常无知、愚昧”。当时，制服一穿，站在“北大第一门”前，让人进就进，不让人进就进不了，感觉很威风。
一次“不让人进”，使张俊成遭受羞辱。
那次执勤，张俊成拦下了7名没有证件的外国人，不允许他们入内。按照制度规定，他做得没错。外国人不明就里，想和张俊成沟通。但他们不懂中文，张俊成不懂英文，双方比划半天，不得要领。外国人最终愤愤离去，在离开前，齐刷刷地向他做了个大拇指向下的手势。
这件事，给张俊成很大的刺激。从此开始，他有了自学英语的念头。
另外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张俊成看到《晏子春秋·内篇杂上》的一个小故事，晏子的车夫。车夫替晏子驾车，坐在车上的大伞盖下，挥鞭赶着高头大马，神气活现，十分得意。张俊成想到自己，制服一穿，站在“北大第一门”前，很威风的感觉，不就是当代的“晏子车夫”吗？这个故事，更让他羞惭。
北大西门有两个保安岗位，一个站岗，一个坐岗。坐岗时相对宽松，张俊成利用这段时间，捧着英语书学习。北大英语系曹燕教授，看到这个保安小伙子学英语的劲头，给了他两张听课证，一张是英语强化培训，一张是成人高考考前培训班。
受到像曹燕教授这样的北大名师支持和鼓励，张俊成的人生有了新目标：参加成人高考。
从此，北大校园里活跃着一个保安努力读书的身影，不停地在宿舍、西门和教学楼之间穿梭。从西门到校卫队，要跑五分钟；从校卫队到上课的教学楼，也要跑五六分钟。张俊成精确计算每一段距离，尽量两边都不耽误。
每次上课，他都坐在教室的第一排。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感受，“坐在那里，规规矩矩的，感觉老师在给我一个人上课”。
除了英语，文学、哲学、历史类的书籍，他都爱读。下了班，张俊成就读书、做笔记、写日记。当时，保安队有规定，宿舍夜里10点熄灯。熄灯之后，张俊成只能在被窝里，拿着手电筒看书。保安队大队长王桂明获知后，特批会议室可延长熄灯。张俊成和几个爱看书的保安一起，从此可以光明正大的学习。
1995年秋天，张俊成参加了成人高考。
考前一天，张俊成决定犒劳一下自己。平常伙食费只花五六块钱，“那天破格，搞了二十块钱，还给自己加了瓶可乐”。进了考场，张俊成一点也不紧张，“比站岗轻松多了”。
成绩公布，张俊成413分，超过录取线两分，被北京大学法律系（专科）录取。
媒体知道了，称他是“北大保安高考第一人”。
江西的张立勇，看到媒体对张俊成的报道，大受鼓舞，也在寻找着机会，希望到北京的高校打工。不管什么身份，能进大学就行。
三、清华的切菜工，不打牌、不看电视
1996年，李登辉闹台独，爆发了严峻的台海危机。这一年，江西的张立勇21岁。在叔叔的帮助下，他从广东来到北京，来到他梦想中的清华大学，在第15食堂做了一名切菜工。
在清华校园，张立勇在去食堂上班的路上，常常和去教室的成群的学生擦肩而过。交会之后，各奔南北。学生们由北边的学生区，往南面的教学区走，而张立勇是逆流而行，格外显眼。同一条道路，同样的年龄，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与人生。
张立勇从自学英语开始，重拾当年被迫推迟的读书梦。
他的命运，也从这一刻开始转变。
月薪微薄，他请不起老师，跳蚤市场上买的5本英语教材，加上一台旧收音机，就是他的老师
食堂工作繁重，厨师们的吃饭时间只有 15分钟。张立勇只用7分钟吃完，挤出8分钟，躲到学生们放饭盒的柜子后面，背英语单词。
他要学习到深夜，但集体宿舍只有天花板上有一根荧光灯，同宿舍10位兄弟，支持他学习，逐渐习惯了开灯睡觉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心里不落忍，就到点关灯，去路灯下学。后来，有清华学生见到，建议他去自习室学习，去教室里旁听公共课。
第一次去教室看书，他生怕被学生认出来。去的次数多了，也就渐渐适应了。这样，教学楼里的公共教室，就多了一位农民工。
看了大半年英语教材，听了大半年收音机，张立勇自我感觉挺好，可在人前就是张不开嘴。
傍晚，他来到闻亭旁的清华园英语角，凑过去听人家说。一个男生走过来，跟他用英语打招呼，他鼓起勇气开口，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往外蹦。“说得不错，我能听懂。只要大胆张嘴说，慢慢就熟练了。”那男生鼓励他。
清华的英语角，有时是北大、人大的英语角，从此多了一位农民工。从到清华园八年里，他几乎每周坚持去一次。在英语角，他大声问候每一个熟悉或不熟悉的中国人和外国人，和他们海阔天空地交谈。他的英语口语和听力，也在不经意间，从量变发生了质变。
他后来谈体会：“学英语就像刷牙一样，成了我的一种习惯。刷牙时首先要把嘴张开，然后再用牙刷和牙膏刷牙。学英语也得张嘴。”
有一天，同事叫张立勇接电话。一听声音，竟然是父亲。父亲在电话里很惊喜：“立勇，你真的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吗？声音怎么这么近？听得好清楚哩！”
平生第一次打电话的父亲，在电话那端啧啧赞叹科技的神奇，又问：“你看见天安门没有？那天安门城楼与电视里放的是不是一样高大？”父亲像个三岁孩子，语气既好奇又兴奋。
张立勇说：“爸，到了清华，我不仅要挣钱，更重要的是还要继续学习，挣知识。校园走过的每一个人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尖子生。在这样的氛围下，我不太容易贪玩。等我出息了，我要让你大大方方地参观天安门城楼！”
父亲愧疚难当：“立勇，我一大早走了30多里路，赶到镇邮局，就是想给你说声对不起。你别记恨爸，爸没用，一辈子被人瞧不起……”
张立勇不等父亲说完，就截住他的话：“爸，你看我的！”
张立勇明白，要挣知识得先挣钱，养活自己才有更多机会读书。本职工作，他毫不马虎。每次清华食堂的考核，无论是刀工还是配菜，他都拿优秀。
有了稳定的工作，他疯狂地挣知识。他不打牌、不看电视，把攒下来的每一分钟，都用来学习。八年时间，几乎学完了清华大学本科生所有的公共课程。
为不打扰食堂弟兄们的作息，张立勇后来搬了出来，租了一间5平方米的平房。
床头前，贴上了座右铭“在年轻人的辞典里，永远没有失败这个单词”。桌上，贴着学英语的时间表——每天早上4时起床，听收音机学英语1小时，午休时学40分钟，晚上学到凌晨一两点。
八年，他天天坚持按时间表的安排走。寒冬酷暑，从不间断。寒冬腊月，平房没有暖气，他围着炉子看书。酷暑炎夏，蚊子嗡嗡，他摇着扇子写字。
每天上班，要在菜墩前、窗口前站上八九个小时。一天下来，腰酸腿软，困得不行。书没看上几页，眼睛就睁不开了。张立勇没有条件悬梁刺股，就在看书前，先灌满一壶滚烫的开水。困的时候，故意喝上一大口，将舌头烫得钻心疼，就把瞌睡赶走了。
春节回到家乡，父亲无意中听到儿子讲到自己的“悬梁刺股”大法，悄悄地也试了一下，烫得当场惨叫起来。母亲闻讯赶来训他：“老了老了，喝水都不会了！”父亲眼圈红了，慢慢地说：“儿子经常这样赶瞌睡，我就想体验一下娃儿有多苦……”（未完待续）